在史家的眼中,周瑜像一排撞向岩壁的惊涛;而在演义的章回里,人们看到的却是一堆尴尬的泡沫。 湖北省东南部,有一片探入长江的红褐色山岩,浩浩荡荡的长江奔流至此,形成一个巨大的转弯,在陡峭的岩壁上击打出一片震耳的涛声,然后一路向东呼啸而去。这里便是中国著名的古战场—赤壁。如今,赤壁已经被这里的人们自豪地命名成为自己生活的城市的名字。滔滔长江水涤荡着昔日的战场,络绎而来的游客们没有一个人的脑海中不充斥着
一 上篇《改朝换代之天下一家》留下了一些“再作讨论”的悬念,即中国古代王朝政治追求“天下一家”的经济土壤、社会思想、当下启示是什么?今姑以秦朝为例说明之。 如所周知,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。它的出现,既是此前近两千年历史发展的“水到渠成”—诸如人文始祖黄帝、疆域偶像大禹、开国君主夏启、商朝甲骨卜辞、西周的敬天孝祖保民、春秋的“尊王攘夷”、战国的“诸子百家”,它们分别从人文、
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一篇致思隐晦、幽隐难解,以散文式的笔法为后世留下巨大的阐释空间。尤其是对于“逍遥游”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,从古至今众说纷纭。各家阐释中,郭象在《庄子注》中提出的“任性逍遥”说影响颇深,争议也颇大。郭象的注解,究竟是对庄子“逍遥游”义的改写和重构,还是一种贴合原意的阐释,已经成为一桩争论千年的学术公案。 其实,“逍”“遥”“游”这三个字本身,在庄子使用它们之前,内涵就已经很广泛了。“
“清明”在唐代以前,仅仅还只是一个传统的节气而已,并没有成为一个具体的、特定的节日。到了唐代,它才开始与很早就已流行的寒食节、上巳节等并列,逐渐成为一种节日,并且还发展很快,越来越为民间所喜爱,甚至开始逐渐整合、超越寒食节、上巳节的内容和功能。这样从唐代起,经过北宋,一直到南宋的后期,清明节就逐渐整合并开始取代寒食节、上巳节,成了与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并驾齐驱的“四大节日”之一了,而寒食和上巳这两
《二十四孝》故事文本中,母亲形象众多,尽管每一个都着墨不多,却鲜活生动,闪耀着人性光芒:“啮指痛心”中,曾参采薪山中不归,家有急客,曾母“无措”“急中啮指”,曾参果然心痛返家。可见,曾母颇重礼数,平素尊重倚仗儿子,与儿子颇有默契。“涌泉跃鲤”中,姜母“好饮江水”“嗜鱼脍”“又不能独食,召邻母共食”。可见,姜母生活讲究,大方友善,邻里关系融洽。…… 这些母亲相近之中又有其独特性。如同是慈母,
在苏轼看来,酒是文学的催化剂。文学经典的诞生往往离不开酒。或者说离了酒的文学经典,感觉总少了一点特别的醇厚与宏阔。 陶渊明在《饮酒二十首》的序言中说自己“既醉之后,辄题数句自娱”,醉酒了反而来了创作冲动,可见酒精是诗歌创作的催化剂。苏轼十分崇拜陶渊明,他也说:“俯仰各有态,得酒诗自成。”(《和陶饮酒》其三)又说酒“应呼钓诗钩”(《洞庭春色·并引》)酒催生了苏轼的诗文创作,喝了酒就把平时隐藏在心底
人是动物的一种。人有人的生活,其他动物有其他动物的生活。但当其他动物被驯化后,成为宠物,人与其他动物又生发出另类的关系。现在,全世界最流行的宠物应当是猫与狗,而据不同的考古发现,猫和狗已经有超过一万年被人类驯化的历史。不少人认为,狗是人类的好朋友;至于猫,可能是人类的主人。 汉人眼中的小老虎 在早期的字书里,已见猫的影踪。《尔雅·释兽》云:“虎窃毛谓之虦猫。”又云:“狻麑,如虦猫。食虎豹。”这
为了检索起来更加便利,后世衍生出一种特殊类型的类书—韵编类书,以元代的《韵府群玉》、明代的《永乐大典》、清代的《佩文韵府》为代表。在此之前,类书无不按主题分类编排,而且即使在韵编类书出现之后,按主题进行分类的传统类书依然占据主流。可以说,按知识门类之不同进行编排的类书,正像是一棵棵布满了数不清分叉枝丫的参天树木,每个枝丫都拥有不同的主题。 对于类书来说,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是:它是怎么进行分类的,
丞相臣斯昧死言:古者天下散乱,莫之能一,是以诸侯并作,语皆道古以害今,饰虚言以乱实,人善其所私学,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并有天下,别黑白而定一尊。私学而相与非法教,人闻令下,则各以其学议之,入则心非,出则巷议,夸主以为名,异取以为高,率群下以造谤。如此弗禁,则主势降乎上,党与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,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,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有敢偶语《诗》《书
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是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典范,诗中“群童”形象虽着墨不多,却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。传统解读多认为“群童”顽劣不堪,是诗人高尚胸怀的反衬。然而,笔者认为,“群童”并非顽劣,而是天真纯良的弱者群体。诗人通过这一形象,展现了战乱时代儿童的生存困境,并以此烘托自己甘愿为天下苍生牺牲的崇高理想。 传统解读中的“群童”形象 部编版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材第六单元课文《唐诗三首
日本汉文小说主要出现于江户(1603—1868)、明治(1868—1912)两个时期,其中前一时期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占有优势。在江户时代的作品中,白话类的数量不多,但创作水准较高,因此颇值得研究。 一 在江户时代,中日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在总体上维持了一个连续的状态,双方经济、文化交流不断。出于禁止天主教传教及一些外交、贸易方面的考虑,从1633年开始,德川幕府下令只留长崎一处作为对外贸易的
关于蒺藜兵器,宋人罗愿在《尔雅翼》卷七中描述:“茨,蒺藜也。布地蔓生细叶,子有三角,状如菱而小,刺人,生道上。长安最饶,人行多着木屐……今军旅亦以铁作茨,以布敌路,谓之‘铁蒺藜’。”蒺藜兵器取形状于植物蒺藜,用以阻碍敌军步兵、骑兵。据文献记载,铁蒺藜的起源大约始于战国时期,先秦著作《六韬·虎韬》载:“狭路微径,张铁蒺藜,芒高四寸,广八寸,长六尺以上,千二百具,败步骑。”在狭路小径上铺满铁蒺藜,能够
晚唐五代至宋初,即吐蕃占领敦煌和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,佛教在敦煌社会体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在敦煌文献中,即保存了大量反映敦煌寺院僧尼生活情况的文书。世人往往以为,寺院僧尼们遵循着清规戒律,孤影青灯,念佛为事,如古井无波,淡泊宁静,无涉红尘。其实,他们的真实生活图景,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。 家族世系中的僧尼生活 贾岛有诗云:“绝顶人来少,高松鹤不群。一僧年八十,世事未曾闻。” 描绘了寺院生活的
敦煌与吐鲁番是西域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两个城市,虽处西陲边疆之地,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却为频繁,诗歌就是最为明显的一类。敦煌所出土的诗歌类型多样,既有中原著名的诗家,如宋之问、李白、高适、白居易、崔颢、韦庄等,又有敦煌本地乡土作家自己的创作,文化传统的一致性与创新性在敦煌得到了极致表现。项楚先生的《敦煌诗歌导论》对敦煌诗歌进行了总体分类与介绍,读起来收益颇大。 许多学者发出“在敦煌发现长安”,建设